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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体会体育“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在不久前举行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绿色发展成为指导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理念之一。
如何理解绿色发展理念，如何推动理念成为行动？近日记者采访了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
付志方：突出绿色发展，是发展情势的“倒逼”。从国内看，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发展方式粗放，生态恶化、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雾霾污染几乎影响了每一个人的健康和生活。这使得我们“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受到严峻挑战，必须痛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抑制粗放发展，减少环境污染。从全球看，虽然国际间的发展竞争仍然离不开资源能源，但随着新技术革命不断深入，已不限于野蛮掠取和粗放开发，而越来越多的是采用新技术手段，巧妙利用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保证人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下拥有持续竞争力。所以说，走绿色发展之路，也是参与国际竞争、兴国强国的当务之急。
王曦：首先，大自然留给我们的污染容量和生态弹性已近告罄，生态系统已经不再能够继续支撑粗放型的发展。其次，“褐色发展”即粗放型的发展带来的严重的环境、生态和健康恶果凸显。当代人对于后代人的道德义务也不允许我们继续褐色发展。当代人移交给后代人的地球，应当不比当代人从前人那里接手的地球更差。这是维系人类永续生存的一条基本原则和义务。因此，我国已经处在不转向绿色发展不行的地步。
王文彪：当前，绿色发展最为急迫的应该有三大问题：一是空气质量问题，二是食品安全问题，三是土地荒漠化、土壤污染问题。而且不同地域面临着不同生态困惑。如北京地区群众的生态困惑一是周末没有去的地方；二是吃不上绿色的、放心的有机食品；三是雾霾严重，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东部沿海地区群众的生态困惑包括水污染、土地污染以及食品污染。西部地区群众最大的生态困惑则是由于土地荒漠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孙丰月：应对气候变化也呼唤绿色发展。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这样，绿色发展便成为一种战略选择，需要通过调结构、转方式，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建设创新型国家等途径来实现。
温香彩：现阶段，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标准正在由“生活殷实”向“生态富裕”转变，由追求温饱向追求生态环保转变，对周围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关注，对碧水蓝天、宁静健康的渴望越来越强。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这一新的目标要求，呼应了全社会的热切期待。
绿色发展就是要结束竭泽而渔、“挥霍性”利用资源和“卖血过日子”的发展模式
付志方：我感到，绿色发展所强调的是要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降低能耗和物耗，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实现均衡、节约、安全华体会体育、可持续发展。形象一点说，绿色发展就是要结束竭泽而渔、“挥霍性”利用资源和“卖血过日子”的发展模式。
王文彪：对企业来说，绿色发展就是要减少高投资、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加快向绿色、低碳、高效发展转型速度；对每一个公民来说华体会体育，就是提倡低碳出行，绿色生活。
温香彩：我认为，绿色发展首先要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国民经济绿色化。为此就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绿色的干部考核方法和政绩评价方法。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绿色发展的指标纳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增加考核权重，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绿色发展问责制和终身追究制，一味追求面子政绩的干部绝不能姑息。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实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和资源环境离任审计制。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补偿、生态服务价值评价、分类差异化考核等制度建设，以及碳排放权、水权、排污权交易、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市场化机制建设方面积极探索，引入促进绿色发展的市场机制。
孙丰月：绿色发展可理解为“绿色”约束或引领下的发展，其核心内涵应当是我们常说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发展质量提升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绿色发展的目标要求。
问：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对绿色和发展都有很高期待，而这二者关系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在实践层面要实现绿色和发展兼顾，还面临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或瓶颈，怎么破解？
付志方：既要“绿”又要“利”，这在实践中的确是需要统筹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但实践已经证明，这不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我们身边有许多如循环经济、再生经济、新能源经济等发展的成功案例，过去太行山区许多地方靠开山挖矿单纯追求经济效益，造成大片荒山秃岭。近些年这里封山育林，已经是满目葱茏，非但林果产业出现如“绿岭核桃”“富岗苹果”等驰名品牌，还形成了一大批特色养殖种植产业和吸引力很强的旅游景区。所以说，完全可以做到“绿”和“利”兼顾。
但是，这个兼顾不是一下子可以落地的，也面临着许多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绿色发展的认知，引领人们克服只顾眼前的“近视眼行为”，自觉减少和杜绝对生态的伤害。另外，国家层面绿色发展的顶层设计有了，还要精心谋划地方的“施工方案”，增强政策、措施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让产业布局、企业转型、从业安排等，都能恰当妥帖地落实。
王曦：从绿色发展的主体来说，政府、企业和公民，无不在绿色发展事业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一是积极探索绿色发展道路。地方政府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寻找适合地方生态环境条件的绿色发展道路上来，做好地方经济发展规划。二是严格执法，守住底线，不允许企业再走粗放型的发展道路。地方政府要加强环境管制，严控当地的主要污染源。企业的作用，是转变发展方式，把企业的所有资源都投入到绿色发展的方向上去。同时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各种污染物排放标准，做到绿色生产、绿色经营。公民的作用，主要在于转变生活方式，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生活方式。
王文彪：从宏观层面看，国家正在关键转型期，要的是有质量的GDP、要的是绿色GDP，包括国家出台的淘汰落后产能、限制污染物排放、增加生态文明考核指标、鼓励发展高新技术、研究推广清洁能源等，这些政策都是有利于环境治理的。从微观层面看，“绿色发展”不仅不会拖累GDP，而且还能创造有质量的GDP。我举个实例，20多年前的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是个死亡之海，毫无生机，更毫无商机。经过修复和开发华体会体育，目前已形成了融生态、农业、旅游、健康、能源为一体的“生态经济圈”，实现了由“负GDP”到“正GDP”的惊人转变，27年创造沙漠生态财富达4000多亿元。因此我坚信，绿色发展与经济发展“必须是”，也“能够是”和谐统一体。
孙丰月：实际上，绿色和发展二者并非一对矛盾体，二者的协调统一、有机融合构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发展理念和发展途径。但是，几十年粗放式发展形成的社会集体惯性和思维定式很容易把二者对立起来，可以说当前大力提倡绿色发展是助力我国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战略机遇，但也会面临诸多挑战，要在实践层面实现绿色和发展兼顾还应注意几个问题，首先，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打破传统发展模式的思想桎梏，使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全民族的自觉、自信；其次，以创新为动力建立绿色技术体系，促进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的发展，并积极开拓适合绿色理念的新经济增长点；第三，着力改变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大力推进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
问：“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关于绿色发展部分，您认为最大亮点是什么，您最关注哪些问题，原因是什么？
付志方：我认为“绿色富国、绿色惠民”是其中的最大亮点。这不仅是因为这一提法在党中首次出现，更重要的是这一提法所表现出的我党的历史担当、对科学发展的把控、对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负责精神。我关注更多的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都涉及优化产业和城市布局、防治“城市病”的问题，这正是我们近几年一直关注和推动的问题。从2012年开始，河北省政协针对京津冀城市雾霾严重的问题，连续4年把治理污染、改善环境作为省政协的“1号提案”，并在节能减排、优化产业布局、改善城市区域功能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调研，通过提案、建议案等形式提出了许多建议，引起各方面关注。“十三五规划建议”强调了这方面的问题，使我感到今后还应该下更大功夫。
王曦：从我的专业工作（法学）的缘故来说华体会体育，《建议》关于“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的提法，引起我的强烈共鸣。过去，人们总以为环保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事情，社会和公众在其中不起作用。其实，社会和公众在环保事业当中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监督。只有在社会和公众的有力监督下，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才会勤勉履行环保职能，企业才会依法依规生产和经营。社会和公众的监督，就像悬挂在政府和企业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提醒着它们履行其环保职责和环保义务。
王文彪：我认为，最大的亮点就是国家首次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制度体系等方面全方位定义绿色发展。一是国家大力发展清洁能源。这是绿色发展的核心动力，势必会释放改革红利，从市场化促进传统企业转型；二是，形成政府、企业、合作伙伴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形成政府出政策，出制度，做监管，企业出资金、出技术、出人力，民众参与，共建、共赢、共享的多赢模式，让生态产业持续创造绿色财富，有利于形成“治沙、生态、经济、民生、扶贫”的绿色发展之路。
温香彩：我认为最大亮点是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这是对我国环保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有利于增强环境执法的统一性、权威性、有效性，是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标志之一，反映了中央完善体制机制华体会体育，着力改善环境质量的决心。一方面，能倒逼地方政府落实其环保管理责任；另一方面，也能够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强化环境执法效力。有效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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